案件背景

当事人因执法过程中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袭警罪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。该案辩护存在双重难点：一是袭警罪属于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妨害执法类犯罪，法定最高刑可达七年，入罪标准严格且量刑从重；二是本案未取得执法单位谅解，当事人亦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，缺少常规轻罪案件中常见的酌定从宽情节，辩护空间被大幅压缩。

孙伟伟律师接受委托后，在审查起诉阶段精准介入，完全立足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开展纯技术辩护，最终成功推动检察机关将罪名由袭警罪变更为妨害公务罪，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，当事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，无犯罪记录留存。

一、法律基础：罪名界限与谅解的法律性质

（一）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核心构成界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袭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2025 年施行）规定：

妨害公务罪：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罚金。其核心规制的是 “阻碍执行职务” 的行为，暴力、威胁均为阻碍手段，行为强度覆盖一般抗拒到暴力阻碍。

袭警罪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使用枪支、管制刀具，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，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核心规制的是 “暴力袭击” 行为，针对民警人身安全的主动攻击，是妨害公务罪的特殊加重条款，入罪门槛更低、法定刑更重。

两罪最关键的区分标准为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主动、攻击性的暴力袭击行为。根据上述司法解释，与人民警察发生轻微肢体冲突，或者为摆脱抓捕、约束实施甩手、挣脱、蹬腿等一般性抗拒行为，危害不大的，不属于 “暴力袭击”，不构成袭警罪；符合妨害公务罪构成的，仅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。

（二）被害人谅解并非两罪的法定必备要件

针对实践中普遍存在的 “妨害公务、袭警案件必须取得民警谅解才能从宽” 的认知误区，孙伟伟律师在辩护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以下法律观点：

犯罪客体属性决定了谅解并非核心要件

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均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，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公务管理秩序和执法权威，而非特定自然人的人身权利。刑事责任的追究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使，代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，并非由执法人员或执法单位的个人意愿所决定。所谓 “被害人谅解” 本质上只是执法单位的态度表示，绝非该类案件定罪或从宽处理的法定必备前提。

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将谅解规定为必备条件

我国刑法关于两罪的构成要件中，从未将 “取得被害人谅解” 作为入罪或出罪的要件；两高袭警罪司法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，认定犯罪情节轻重、是否从宽处罚时，综合考虑行为人认罪悔罪表现、赔偿损失情况、行为手段、危害后果等情形，“取得谅解” 仅为众多酌定考量因素之一，而非必备要件。

同时，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袭警案件依法不适用刑事和解和治安调解，进一步说明该类案件的处理不以被害人意愿为核心，谅解仅为从严把握的酌定从宽情节，而非必经程序。

相对不起诉不以被害人谅解为法定前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相对不起诉的法定适用条件为 “犯罪情节轻微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”。被害人谅解仅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酌定情节，而非法定适用条件。只要案件本身符合 “犯罪情节轻微” 的实质标准，即便没有谅解，检察机关仍有权且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。

二、审查起诉阶段：孙伟伟律师的四步硬核辩护

在缺少谅解、认罪认罚等常规有利情节的前提下，孙伟伟律师将辩护核心聚焦于事实定性与法律适用，通过扎实的证据分析与法律论证，在审查起诉阶段逐步推动案件走向逆转。

第一步：全案阅卷，锁定行为性质的核心争议

接受委托后，孙伟伟律师第一时间前往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，逐帧核对执法记录仪音视频、询问笔录、伤情记录、出警记录等全部证据，重点还原冲突发生的完整过程。

通过细致的证据比对，律师提炼出三个关键事实：

行为性质：当事人并无主动殴打、攻击民警的行为，冲突系执法沟通不畅引发的情绪激动，肢体接触仅为挣脱控制的拉扯、甩手动作，属于一般性抗拒行为，而非主动攻击性的暴力袭击；

行为程度：冲突持续时间极短，当事人在民警口头警示后立即停止动作，后续全程配合执法，未造成执法活动实质性中断；

危害后果：民警未构成轻微伤，仅为体表短暂接触，无任何人身伤害结果，也未造成执法装备损毁、公共秩序混乱等其他危害。

基于上述事实，律师确定核心辩护思路：本案依法不构成袭警罪，即便认定妨害公务，也属情节显著轻微，符合不起诉条件。

第二步：定性辩护，推动罪名从袭警罪变更为妨害公务罪

针对公安机关认定的袭警罪，孙伟伟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《关于本案定性的法律意见书》，从构成要件层面系统论证罪名定性错误：

严格适用司法解释标准：依据两高袭警罪司法解释第七条，“行为人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，但未实施暴力袭击行为的，不构成袭警罪”。本案当事人的挣脱、拉扯行为属于一般阻碍执法行为，未达到 “暴力袭击” 的强度，不符合袭警罪的核心构成要件。

恪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：袭警罪的立法目的是严惩严重暴力抗法行为，本案事出有因、暴力程度极低、危害后果轻微，若以袭警罪追诉，将导致行为性质与处罚力度严重失衡，违背刑法谦抑性。

结合执法过程综合评价：执法过程中存在沟通方式简单、处置节奏欠妥的情形，根据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，人民警察执法活动存在过错的，在认定行为性质时应当综合考量，依法妥当处理。

提交书面意见后，孙伟伟律师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，就 “暴力袭击” 的认定标准、本案行为的性质界定充分交换法律意见，最终检察机关全面采纳辩护观点，将案件罪名由袭警罪变更为妨害公务罪，法定最高刑直接从七年降至三年。

第三步：情节抗辩，全面论证犯罪情节轻微

罪名变更后，辩护重心转向不起诉争取。在没有谅解、认罪认罚情节的情况下，孙伟伟律师围绕 “犯罪情节轻微” 这一法定标准，从多维度展开论证：

行为手段轻微：仅为挣脱性的轻微肢体接触，无攻击动作，暴力程度显著低于同类案件的一般标准；

危害后果轻微：未造成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，未导致执法活动无法进行，社会危害性极小；

主观恶性较小：系初犯、偶犯，无违法犯罪前科，冲突系临时情绪失控，并非蓄意对抗执法；

事后态度端正：事后能够清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当性，对执法权威保持尊重，不存在抗拒、抵触的恶劣态度。

结合两高司法解释第十条 “犯罪情节轻微的，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” 的规定，律师提出：本案情节完全符合该条款规定的不起诉情形，是否取得谅解、是否认罪认罚，不影响对 “犯罪情节轻微” 的实质认定。

第四步：政策援引，提交不起诉正式法律意见

在事实与法律论证的基础上，孙伟伟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《关于对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意见书》，结合 “少捕慎诉慎押” 刑事司法政策，系统阐述不起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：

法律层面：本案行为已变更为妨害公务罪，且情节显著轻微，依照《刑法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属于 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” 的情形，符合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相对不起诉条件；

政策层面：对于轻微妨害公务案件，特别是事出有因、暴力程度极低、未造成实际危害的案件，应严格把握入罪标准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作出不起诉处理更符合司法理念；

社会效果层面：对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，既能够维护执法权威，也能够体现司法温度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，并无不当。

经过多轮沟通与意见交换，检察机关最终全面采纳了辩护意见。

三、案件结果：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

经检察机关全面审查，最终认定当事人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，但犯罪情节轻微，危害不大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
当事人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之日，本案刑事诉讼程序正式终结，当事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，不留下任何犯罪记录，工作与生活均未受到实质性影响。

四、辩护价值：回归法律本身的专业力量

很多人对妨害公务、袭警类案件存在误区，认为必须取得执法单位谅解、必须认罪认罚才能争取好结果。但本案的辩护过程充分证明：谅解与认罪认罚均为有利情节，却非法定必备条件；扎实的证据分析、精准的法律适用，才是刑事辩护的核心力量。

本案中，孙伟伟律师在缺少两项常规从轻情节的不利局面下，完全立足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，通过精准的罪名定性辩护与情节抗辩，在审查起诉阶段成功实现罪名降级并最终不起诉，充分体现了专业刑事律师的技术价值与辩护力量。

刑事辩护的本质，是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。真正的专业辩护，从不依赖于外部情节的 “加持”，而是回归证据与法律本身，用专业能力突破困境，守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